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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朝鮮使臣趙憲對中國形象的塑造

時間:2019-08-26 來源:東疆學刊 作者:楊昕 本文字數:7777字

  摘要:明代中期出使中國的朝鮮朝使臣, 對中國形象的塑造呈現出幻想與真實相互交織的特點, 趙憲使行中國所留記錄中的“八條疏”和“十六條疏”集中地體現了這一特點。趙憲分別對嘉靖皇帝、萬歷皇帝和明代的官吏制度、中國厲行節約的風俗與完備的禮儀制度、人民自治的“鄉約制度”和“天下大同”的中國經濟進行了虛幻與真實交織的敘寫, 展現了他所看到的本國存在的問題, 并試圖以北學中國的方式來促進本國繁榮富強的復雜心理, 也展示了他對明代中國特殊的想象與塑造的過程。

  關鍵詞:趙憲; 朝鮮使臣; 明代中國; 形象塑造;

  作者簡介: 楊昕, 男, 博士, 延邊大學發展規劃處, 副編審, 研究方向為域外漢籍整理與研究、中朝比較文學。 (延吉133002) ;

  收稿日期:2018-10-11

  基金: 韓國學中核大學建設重大項目, 項目編號:AKS-2015-OLU-2250001;

  Zhao Xian's Imagination and Portrait of Ming Dynasty

  Yang Xin

  Received: 2018-10-11

  有明一代, 朝鮮朝派遣到中國的使節之多堪稱半島歷史之最。隨著雙方交流的不斷深入, 到明朝中期的時候, 朝鮮朝使臣已經基本熟悉了明代中國的社會生活, 他們可以借使行之便, 深入到中國的不同地區, 把目光投向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更廣泛地了解情況, 更深刻地洞察和認識中國。與以往的朝鮮使臣相比, 他們更加關注中國的政治、倫理、制度等方面的特點。但是, 他們始終無法擺脫本國社會集體想象的束縛, 因此在明朝中期, 他們對中國形象的塑造經常出現幻想與真實相互交織的境況。朝鮮這一階段對中國形象的塑造, 以趙憲的紀行作品《東還封事》最為集中和典型。

  趙憲, 字汝式, 號重峰、陶原、后栗, 謚號文烈。朝鮮朝中期的文臣、政治家, 是李珥和成渾的門人。萬歷二年 (1574) 出使中國, 著《東還封事》。萬歷二十年 (1592) , “壬辰倭亂”爆發, 趙憲組織義軍反抗, 戰死沙場, 享祭于沃川的表忠祠、白川的文會書院、金浦的牛渚書院、錦山的星谷書院和報恩的象賢書院。

  關于趙憲和《東還封事》的研究, 在國內學界, 目前主要成果有延邊大學專門史專業的蒲亞茹2017年的碩士論文《論〈東還封事〉和〈朝天日記〉中的明朝形象及趙憲的改革思想》, 該論文以《東還封事》和《朝天日記》為研究對象, 分析和比較了兩著述中所呈現的不同明朝形象及其所反映的趙憲的改革思想, 強調了趙憲改革思想的重要意義, 盡管本文涉及到明朝形象問題, 但研究方法采用了史學的文獻分析法和比較研究法, 沒有應用比較文學形象學的方法;還有山東大學亞非語言文學專業的公婧媛2017年的碩士論文《16世紀朝鮮文人趙憲的〈朝天日記〉和〈東還封事〉中的明朝人物形象研究》, 該論文以《朝天日記》和《東還封事》里的明朝人物形象為研究對象, 結合比較文學形象學和新歷史主義批評的研究方法, 考察并比較兩部作品中的明朝人物形象, 闡釋了其產生的原因。但論文重點在于人物形象的研究。在韓國學界, 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有張安英的《〈東還封事〉所見〈朝天日記〉的特性研究》, 該文認為《東還封事》和《朝天日記》中的明朝分別是理想和現實中明朝的反映。還有伊相益的《〈東還封事〉所體現的重峰趙憲的改革思想》, 此文把趙憲在《東還封事》中表現出來的改革思想概括為建立名分和綱紀、培養禮俗以及君臣民之間的感應三方面, 并指出趙憲十分注重改革的實用性和合理性, 強調愛民對固邦安國的重要性;有金仁圭的《重峰趙憲改革思想的實學特點》, 一文把《東還封事》中改革思想的特征概括為實學性。

  一、嘉靖、萬歷皇帝和明代的官吏制度

  萬歷二年 (1574) , 趙憲以質正官的身份出使中國, 與朝鮮朝肇建時期的鄭夢周和權近觀察和塑造中國的狂熱態度不同, 他開始以冷靜和理智的視角來觀察中國。在游歷中國并經過深入思考后, 他向朝鮮朝宣祖李昖呈交了輯錄在《東還封事》中的“八條疏”和“十六條疏”, 詳盡地向國王匯報了他在中國的見聞。他的目的十分明確:“故敢以耳目之所聞見而關于治道者, 僭議其我國之所未美者, 恭備用中之擇。”[1] (397) 很明顯, 趙憲在出使中國的過程中, 通過對比, 強烈地感受到了本國存在的一些問題, 因此希望用中國的先進經驗來改變本國的狀況, 從而實現強國富民的理想。趙憲對中國的這些經驗, 有些來自親身的體會, 有些來自明朝的相關文字資料, 有些來自口耳相傳, 經驗來源的復雜也決定了他的觀察始終糾纏在真實與幻想之中。他在“八條疏”中首先就提到了圣廟配享的問題, 孔子在朝鮮朝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對其禮制上的尊重直接來源于儒家思想對朝鮮半島的深遠影響。趙憲對嘉靖改制國子監的舉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尤其是將孔子的“文宣王”稱號改為“至圣先師”的舉措稱道不已。他認為, 王莽為了達到篡漢的目的, 在漢平帝的時候將孔子稱為“褒成宣尼公”, 亂臣賊子的舉動使孔子的神圣形象受到了扭曲, 而到了唐玄宗的時候將孔子謚為“文宣王”, 并將顏子以下都封為公、侯、伯等, “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則一切悖亂, 而佯尊圣人以欺天下。”[1] (398) 趙憲認為嘉靖皇帝改號之舉是“一改千載之誤”, 并要求國王學習嘉靖的做法, 對本國圣廟的制度進行改革。從這段記載中, 我們可以看出, 趙憲對嘉靖皇帝充滿了好感, 因為嘉靖能意識到前代的失誤并予以改正, 真正地表達了對先圣孔子的尊重, 是個英明的君主。實際上,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誤讀, 因為趙憲沒有看到嘉靖對國子監改制的背后實際上是以禮教改革對抗食古不化的群臣的斗爭, 嘉靖未必就像趙憲推測的那樣看到了前朝的失誤, 否則無法解釋其在改制中為什么將孔子的神像以“木主”代替。但是, 嘉靖的舉動符合了趙憲的心理期望, 因此趙憲對嘉靖進行了虛幻的描寫。值得注意的是, 趙憲的理論是從漢代和唐代的舉措出發, 這也反映了本國社會集體想象物對他思想的制約。漢代和唐代都征伐過朝鮮半島, 給朝鮮民族留下了深刻的集體記憶。趙憲也不例外, 嘉靖改制否定了漢代和唐代的做法, 也符合了他的心理期待, 從這一心理出發, 趙憲對嘉靖充滿好感也是理所當然的。

  在明代的16個皇帝中, 朝鮮朝對萬歷皇帝的感情最為特殊。萬歷執政之后, 中朝兩國的關系繼續向良性的態勢發展。“壬辰倭亂”爆發后, 日本企圖以朝鮮半島為跳板, 染指中國, 在朝鮮朝處于亡國滅種的極度危機之際, 深知唇亡齒寒道理的萬歷皇帝做出了抗倭援朝的最高決策, 兩國軍隊并肩作戰, 最終打敗了侵略者, 書寫了中朝關系史上最為輝煌壯麗的一章。在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之下, 萬歷朝時期許多來京的朝鮮朝使臣在記錄中都對萬歷皇帝做出了正面和積極的評價。但是, 趙憲在覲見萬歷皇帝時, 卻敏銳地發現了其他使臣沒有發現的細節:“皇帝已坐于黃屋之中, 千官列立于庭下, 東西相向, 序班列于橋北北向。是日適有他郡國人多來奏事, 通政司官員進跪于階下御路曰, 某州知府某, 某國差人來, 某某求見。皇上皆答曰‘知道知道’。”[2] (223) 隆慶六年 (1572) , 年僅10歲的萬歷皇帝登臨大寶, 盡管貴為天子之尊, 但畢竟年紀幼小, 帝國各種決策還是由太后、馮保、張居正等輔佐朝政的人來決定, 萬歷皇帝更多是一個帝國的象征。萬歷少年即位, 但他的皇帝生涯在成年前一直籠罩在太后和輔助大臣的陰影之中, 其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要受到嚴格的監督和約束。從心理學上來講, 這種嚴苛的限制對于成長中的少年來說, 會留下非常深的心理烙印和陰影。一旦這種束縛被解除, 萬歷就會用百倍的激烈行為來反擊當年所受的束縛。萬歷十年 (1582) , 張居正去世, 由于他生前的改革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因此他死后, 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眾多嚴厲攻擊。盡管萬歷皇帝在張居正死后做出了輟朝、謚號、贈銜、蔭子、賞銀等種種肯定其功績的舉動, 但是兩年后他就開始了對張居正的清算, 抄家、削除宮秩、追奪生前各種恩寵, 張居正也險遭鞭尸。一代明相身后如此凄慘, 除卻政治斗爭的因素之外, 從某種意義上說, 也是萬歷皇帝對自己少年時代所受嚴厲約束的反抗。在眾多“朝天錄”作者對萬歷皇帝的觀察和敘寫中, 趙憲的觀察視角是十分獨到和敏銳的, 他所記載的細節也為我們研究萬歷皇帝形象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趙憲在“內外庶官”一條中對中國的官吏任用制度贊不絕口, 認為在這樣的制度下, “故下不敢以非才茍充而, 上不敢以私茍在。一被選授, 永無劾駁之議。既到其任, 又皆久于其職, 九載三考, 乃定黜陟, 校官邊帥亦以家累自隨, 率為經遠之計。故庶官多盡其職, 而百姓多得其所, 中朝之所以保大享安者有由然矣。”[1] (407) 可以說, 趙憲的觀察還是相當準確的, 明朝繼承和發展唐宋的政治制度, 設置了六部和都察院以對天下官吏的選拔任用進行管理和監督。特別是都察院的成立, 有效防范和制止了官吏貪污等違法行為;限制了朝臣專權, 結黨營私;打擊了地方割據勢力, 維護了中央集權, 糾正了皇帝過失, 防止了決策失誤。而且, 都察院與吏部分權并立, 又互相牽制, 更進一步產生了良性之效, 有力維護了皇權。但另一方面, 明朝都察制度的歷史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第一, 明代社會的性質是封建專制社會, 其專治的特點決定了封建統治者制訂各項法律制度的出發點必然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都察制度下的監察官員雖然可以彈劾貪官污吏, 但并沒有直接進行處理的執法權, 這就注定制度的落實和監察的效果會大打折扣。如果皇帝本人并無厘清官場的抱負和雄心, 都察制度也只是徒有其表而已。第二, 組成都察院體系的各級官員無論個人品質和政治抱負如何, 其共同屬性都是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而服務的體制內官吏, 因此, 隨著封建專制統治的不斷衰落和統治集團的日益腐敗墮落, 官員們便難以脫離共同屬性的制約而隨之變質, 都察制度一旦成為了激烈黨爭中的一個政治工具, 也就改變了澄清吏治的初衷。

  事實上, 明朝自正統以來, 社會矛盾逐步尖銳化, 國力也由強盛轉為衰弱。宣德以后, 吏治漸趨腐敗, 政治斗爭激烈, 到了嘉靖朝, 雖然有所革新, 但土地高度集中的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變。由于土地高度集中, 皇室奢侈成風, 人民生活困苦, 國家財政陷入嚴重危機, 民族內部矛盾嚴重激化。但是, 趙憲在選擇中國鏡像的時候, 有意地回避了這些問題, 而用中國的官吏制度來實現自己規勸國王的目的, 表達出對本國清明吏治的渴望。不過, 他對明朝的官吏制度也給予了很大程度的夸張, 像引文中所提到的那些內容顯然是出于其一廂情愿的想象, 而且, 他材料的來源僅僅是兩冊明朝的搢紳便覽, 因此其想象和夸張的成分很大。

  二、厲行節約的風俗與完備的禮儀制度

  在“食品飲宴”一節中, 趙憲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即節約的問題。“臣竊見中原之人無不節用。官員家供止以數器, 自從私家所食尤尚儉素。宴飲之際酌以小鐘, 限其行數不敢踰節亂性, 荒廢厥事, 所以公私咸裕, 庶政不墮。”[1] (415) 中華民族是一個奉行節約的民族, 勤儉節約是傳統的美德, 這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特征。趙憲在使行過程中, 廣泛接觸了不同層次的人, 這種勤儉節約的風氣給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為此他對本國奢侈之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然而, 他的記載實際上也反映出明代官員俸祿微薄的事實。

  元代的官員貪污成風, 身處社會最底層的朱元璋深受其害, 因此他一生極其痛恨貪官污吏。明代開國之后, 朱元璋十分嚴苛地對待帝國的官吏, 這種嚴苛首先表現在他用雷霆手段清肅大量秉承前元積弊而大肆貪污的留用官吏, 并制訂種種律法懲治官員的腐敗行為。朱元璋主持制定了《大明律》, 詳細規定了關于如何懲治貪官污吏的方法, 比如帝國的官吏貪污錢財, 數目如果超過六十兩白銀, 立即處死。他頒行實施的《明大誥》, 規定了專門針對貪官污吏的各種酷刑, 特別是在各州縣設立的“皮場廟”, 給后任官吏以極大的威懾;朱元璋對待帝國官吏的嚴厲還體現在“薄俸制”上, 他從農民們豢養一個官吏所付出的辛苦和勞力的成本出發, 為明官員制定了非常低的俸祿標準。朱棣遷都之后, 由于首都遠離江南魚米之鄉, 米糧運輸不便, 明統治者又對官員的俸祿實行了“鈔俸折色”。隨著明經濟的快速發展, 物價不斷上漲, 但官員的俸祿標準卻始終一成不變, 這就導致了官員俸祿嚴重縮水, 消費能力不斷下降。在這種情況下, 趙憲看到的官員種種節儉的表現, 實際上也是薪水微薄的表現。這也是為什么朝鮮朝使臣的記錄中會有大量關于明代官員貪污成風的記載的原因之一。但是, 不管怎么說, 趙憲關于厲行節約的思想是十分寶貴的, 這也反映出其思想中進步的一面。

  趙憲在“士夫揖讓”一節中對明代官場禮儀之繁瑣復雜給予了詳細的記載, 并得出這樣的結論, 正是這種完備的禮儀制度, 才使“中朝庶官之好禮勤事如此”。[1] (420) 實際上, 這是很牽強的一個結論, 完備的禮儀和清明的吏治并沒有多大的關系, 但是, 作為篤信程朱理學的趙憲, 對朱子的禮法制度十分尊崇, 他認為尊崇禮法制度的結果必然是官勤其事, 民樂其業。應該說, 這是趙憲對明代中國的一個十分明顯的想象。在“師生接禮”一節中, 他從國子監監生拜國子祭酒之禮生發開來, 認為中國是一個十分尊師重道的國家, 而尊師重道的結果就是“雖至貧至賤之人, 力辦銀錢, 必欲送子于學。其所以為教者, 雖非三代養正之方, 而自少至長拘束以禮貌, 激勵以名教, 使一世人人莫不觀感而思奮。此中朝之所以多士, 濟濟而用之于四方, 不患不定者也”。[1] (423) 中國的尊師重道之風由來已久, 到了明代, 由于統治者采取八股取士的方法, 學好八股文幾乎成了所有讀書人唯一的晉身之路。盡管八股文禁錮文人的思維, 但普通人家仍不惜傾家蕩產, 為自己的孩子選擇名師以圖上進。盡管趙憲的想象偏離了當時明朝的事實, 但也從側面反映了明代取士制度對世人的摧殘。趙憲在此條中主張本國全盤學習中國的禮儀制度。

  三、人民自治的“鄉約制度”

  在“鄉間習俗”一節中, 趙憲記載了中國一項重要的事物——鄉約制度, 并留下了寶貴的記錄。在幾千年的中華文明發展歷程中, 中國人一直在追求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最高境界, 孟子就曾提出“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3] (105) 的理想社會的標準。從這個理念出發, 中國逐步發展出了鄉治理論, 而為了處理生活中出現的各種問題, 鄉約制度也就應運而生。北宋時陜西呂大鈞制定的《呂氏鄉約》是中國最早的一部鄉約, 它的出現, 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為現代社會的鄉村自治奠定了理論和實踐的基礎。到了明代, 鄉約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視對鄉村的教化工作, 他說:“古者風俗淳厚, 民相親睦。貧窮患難, 親戚相救。婚姻死喪, 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 風俗頹敝, 鄉鄰親戚不相周恤。甚者強凌弱, 眾暴寡, 富吞貧, 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來, 恒申明教化, 于今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 未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為里, 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疾病患難, 富者助財, 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獲之時, 一家無力, 百家代之。推此, 以往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4] (3456~3457) 他整理各種社會教化措施, 在全國頒行《教民榜文》, 對基層社會的各個方面做出規定, 推廣教化。明成祖朱棣曾取藍田《呂氏鄉約》頒行天下, 進一步促進了鄉約制度的發展。明代許多宏學大儒, 如方孝孺、王陽明、呂坤等也對鄉約制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鄉約制度的理論和實踐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力圖通過鄉約制度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問題。

  趙憲出使中國途中, 看到了對他們來說尚屬新鮮事物的鄉約所, 根據他的記載, 撫寧縣的鄉約所是這樣運作的, “約正、副正、直月等以朔望會見于知府, 四拜于月臺上, 則知府降椅立受, 約正等進立于知府椅前同聽其教。聽迄一揖而退, 各于其所會其約中人相與為禮而講。其所聽之教所教者是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鄰里、教訓子孫、勤作農桑、不為非義等事, 而高皇帝所定之教也。”[1] (426) 趙憲看到, 在這種制度的約束下, “是以父子兄弟雖多, 異爨而不忍分門割戶, 婦姑娣娰不相勃奚……四歲童子亦能作揖叩頭, 廝夫走卒一無斂發之不正者, 而立必拱手齊足。”[1] (426) 趙憲完全被這種初步的人民自治的方式所傾倒, 他以此為比較, 對本國倫理綱常的喪失感到痛心疾首, 并強烈建議國王學習中國的這種鄉約方式。

  四、“借他人酒杯”的“十六條疏”

  縱觀趙憲的“八條疏”,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 趙憲對中國形象的塑造過程始終貫穿著真實與幻想, 他所陳述的數條建議都是緊緊圍繞著“禮”來進行的, 這也從側面反映了趙憲對本國現實的不滿, 對中國的形象進行了夸張甚至虛構的塑造。如果說“八條疏”是趙憲著眼于本國整體社會現實而言的, 那“十六條疏”則是直接以中國的現實來規勸本國國王的。“十六條疏”包括格天之誠、追本之孝、陵寢之制、祭祀之禮、經筵之規、視朝之儀、聽言之道、取人之方、飲食之節、餼廩之稱、生息之繁、士卒之選、操練之勤、城臺之固、黜陟之明、命令之嚴等十六個方面。同“八條疏”不同的是, 趙憲的“十六條疏”為了達到規勸君王的目的, 其對于中國的想象和虛構的色彩更加濃厚。比如在“飲食之節”中, 他描繪了這樣一副情景:“皇朝御膳之用皆出民賦而收銀以藏, 尚膳監太監逐日出銀以貿物膳于市而監飪以進云。夫以中土人馬之盛, 兼有漕河舟運之路, 幾山珍還錯可以立致, 其新采者必賦銀而貿于市者, 蓋天朝圣祖之心必以為若致生物, 則千萬里輸挽之勞有倍于漕運之費, 而折定銀兩, 則六百馬之所轉, 可轉以一馬矣。此法一定, 民無倍出之患, 驛無重運之苦, 而市廛之中百物皆具隨價定銀……此所以中原之民日以富庶而太平之基久益鞏固者也。”[1] (463) 在趙憲的眼中, 中國簡直成了理想制度的一個代名詞, 皇家購物以銀貿物, 而毫無剝削之弊, 公平買賣, 皆大歡喜。實際上, 萬歷皇帝是一個十分貪婪的皇帝。按常理來講, 皇帝貴為一國至尊, 號令全國臣民, 壟斷全部的財富和資源, 因此也沒有必要私人聚斂財富。但就是這個萬歷皇帝, 一生收集天下財富, 在民間橫征暴斂, 他和皇室大肆侵占土地, 以采木、燒造、織造、采辦為名搜刮民財, 其貪婪的程度讓民間民怨沸騰。此外, 太監干政是明朝政治的一個特色, 而握有實權的太監則更為貪婪, 很難想象掌管御膳采買的太監能潔身自律, 會主動為皇帝節省銀子。所以, 趙憲為了實現自己規勸國王的目的, 對明朝的經濟進行了大幅的夸張和虛構的描寫。

  在“生息之繁”一節中, 他對中國的想象達到了最高峰, 認為在中國經濟富饒的情況下, 由于對官員實行了俸銀制度, 所以官員不取民間一物, 偶爾有貪鄙之官也不敢越法以侵民。實際上, 這與他的記述是自相矛盾的, 在《朝天記》中, 他就和中國的百姓討論過捐稅過重的問題, 并且表示出相當程度的憤慨。但是, 趙憲在表達對自己國家缺憾與不滿時, 有意將中國的形象變形, 將中國塑造成為一個非常理想化的國家, 以圖打動君王, 達到自己的規勸目的。不過, 他在“經筵之規”“視朝之儀”“命令之嚴”等節的敘述中, 又反映了萬歷即位后勤政的事實, 在“士卒之選”“城臺之固”中展示了明朝軍事的強大, 在“取人之方”中直接批判了本國以出身取士的兩班制度, 這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應該說, 趙憲是以清醒而理智的態度來進行中國形象的塑造的, 雖然他無法擺脫社會集體想象物的束縛, 在記述中有許多想象和虛構的成分, 但是他畢竟清醒地看到了本國存在的問題, 并試圖通過向中國學習來促進本國的繁榮富強。他在向國王提出強國富民建議后不久, 朝鮮朝就爆發了“壬辰倭亂”, 這充分顯示出他對現實清醒的觀察和超前的意識, 應該說, 他走在了同時代知識分子前列。趙憲《東還封事》的意義并不亞于樸趾源的《熱河日記》, 從這個意義上講, 他開啟了“北學中原”的先河, 發“北學”之先聲, 是應該給予高度評價的。

  參考文獻

  [1] [韓]趙憲:《東還封事》, 林基中主編:《燕行錄全集》 (卷5) , 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 2001年。
  [2] [韓]趙憲:《朝天記》, 林基中主編:《燕行錄全集》 (卷5) , 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 2001年。
  [3]萬麗華、藍旭譯注:《孟子》, 北京:中華書局, 2006年。
  [4]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太祖實錄》 (卷236) ,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2年。

 

    楊昕.朝鮮朝使臣趙憲對明代中國的想象與塑造[J].東疆學刊,2019,36(03):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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